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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法同其他艺术融通的文化基因

2021-07-21   文艺报  钟海燕

北京故宫 乾清宫 正大光明匾 顺治题

战国时期至秦朝的文物杜虎符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蕴含着“合”的系统辩证思维。书法同其他艺术相互联系、相互融通,彼此吸收借鉴、各取所需,或者结合形成统一和谐的整体。观察那些携带着远古气息的艺术经典,有独立呈现的书法形式,也有书法同其他艺术的完美结合,这是诠绎“合”的文化精髓的样本,也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一脉。“合”的系统辩证思维,是阅读和认知中国书法传统的一个重要方法。

汉字基因:书法同其他艺术融通的文化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脉和纽带,深刻影响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生成。

书法具有附着文字的根性,是凝结生命之道的精髓。这使得它成为一切艺术的基础语言,从古至今贯穿和渗透于艺术的创造活动中。我们的古人创造汉字,已经将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字形之中。汉字作为物象的符号,对应万物形态。艺术创作视万物为审美对象,审美对象的精神化呈现即为艺术化形态。如此,书写汉字便具有了进入艺术的天然优势,与绘画、青铜、舞蹈、建筑、环境、佛教、陶瓷、印章篆刻、文玩等诸多门类艺术,产生密切的共融、对应或转借的关系。因此,作家、书画家蒋彝说,中国许多种艺术品上面写着字,有的是为了填补不雅观的空白,有的是为了使图形更为完整,也有的是为了增添某些含义。例如,我们常常在绘画和雕刻品上,甚至在墙上和柱子上写上一首诗或者记叙文,连最小的古玩上也喜欢刻上一两个字。观察这些艺术品,里面典藏着历史的过往与流脉,流淌着奇肆千年的汉字古韵。

汉字书写作为语言符号元素,象征艺术品的意义。镌刻或书写的汉字是视觉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是人类思想、感情、知识交流的重要传播媒介。当文字、书法附着于兼含艺术因素的器物、金石或建筑之上,器物、艺术品等便成为文字、书法应用的对象,文字、书法则是器物、艺术品等相关信息的记录和表达中介。例如,唐虞三代,刻凿或铸造于钟、鼎等宗庙祭器物和乐器上的铭文,以简短的文字配合庄重美观的造型,成为原始礼乐文化的组成部分,记录的内容与当时社会,尤其是王公贵族的活动息息相关,多为祀典、赐命、征伐、围猎及契约之事,表达或象征祈福与政治愿望。秦汉时期“以石代金”,刻石书法乃成其大观,是传播诏告、律令、典籍而又最经得起时间洗礼的艺术形式。据研究学者估计,仅以原石或拓本的形式保留下来的中古时代的石刻史料,就超过7000件。有的金石器上文字多、书法美、布局好,文物价值极高。至今保留的山川古迹中,大都有宏美的书法跃然于匾额、楹联或石碑之上,使环境艺术现场的情景得以聚焦,怀古的气氛得以点醒。在台北阳明山流泉下方,有一块“万壑烟声”的石刻,夏天雨季水量大时,泉水奔溅如烟,其声如万马奔腾,轰然盈耳,“万壑烟声”是十分贴切的形容,因此刻石于此,让游客见景会意,正是书法与环境艺术的结合。

汉字书写作为空间造型元素,影响艺术品的面貌。书法之“像”植根于文字之“形”,而书法的字型与绘画、雕刻、建筑等艺术的图形、造型联系最为密切。比如,“周朝的篆书铭文和同时代青铜器上的图案极为相似。在汉代,隶书、楷、行书和草书都已流行,线条的形态在同时代的图画中与这四种书体中有明显的类似之处。汉瓦和汉镜上所刻的字和图案,同样遵循汉代书法的原理。”中国雕塑、雕刻所表现出的那种极端天真质朴的风格,不能不说是从碑版书法中获取灵感的结果。这种传统得以延续至今,许多雕塑、绘画融入了书法面与线的空间结构,被称为隐性的“书法”。

汉字书写作为内涵表达元素,提升艺术品的意境。汉字书写是构成综合作品意境的点睛之笔,也是诗、画、环境艺术等意境的呈现手段。比如在中国画中,经常配上题签,书与画相得益彰。在艺术史上,诗书合一更为常见,书法以诗文为文本、诗文以书法为载体。那些以诸子百家、古典文学、佛教经文为基础文本书写、镌刻的艺术品,书法艺术与语言艺术彼此为用、融合为一,是传统书法创作的主流形态,只是这些作品究竟是称为书法还是诗文有时难以完全区分。例如,秦石鼓文及秦始皇出巡的七刻石等都是四言文学铭文与秦小篆有机结合孕育的结果。曹魏禁碑催化了墨迹的盛行,书法开始舍弃秦汉的丰碑巨额而走向写本。写本不论从语言学角度,还是从美学角度而言,都达到了极高水平,产生了以《兰亭序》为代表的大量意境超逸、精彩斑斓的诗书结合艺术品。《石门颂》摩崖既是具有较丰富思想内涵和文学价值的“颂体”作品,也是一部重要的书法艺术瑰宝。曲水流觞、诗书雅集、临壁题诗都是书法与文学紧密结合的活动。同时,文学艺术对书法也具有反哺作用。书法与文学、宗教艺术的节奏和意味相生相发,影响着书写者挥毫的抑扬顿挫、和谐变化乃至思维模式、自我情趣。

从书法同其他艺术结合融通的展示形式看,有的是以书法(文字)为主体。例如,环境艺术中的摩崖,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中来凿刻文字,都是针对书法作品本身;有的则是书法(文字)作为其他艺术的配属形式。例如,龙门造像题记,书法(文字)是在一块块佛造像雕刻之下所做的标记、标识,属于依附性的,但仍能看出汉字在艺术融通中的纽带作用。

中和思维:书法同其他艺术融通的审美核心

“中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文化结构的深层核心,影响着中华民族千百年的传统审美。“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词义本身而言,“中和”,既指不偏不倚, 合乎规矩,也包含结合、融合、合作。“中和”体现在艺术审美上,就是追求“和谐”与“自然”。明代项穆以“中和”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在他的《书法雅言》中不仅设专篇讲解中和,在其他各篇中也随时阐发。他讲的是书法艺术本身。而书法同其他艺术融通、综合,则是秉承和体现“中和”思维、实现美美与共艺术造境的可行路径。青铜铭文、造像题记、建筑匾额、景石条文以及写山、写陶等,原本是实用为主,在美感上看似无意,但在“中和”思想和其他艺术的背景下,产生一种“实用起、审美归”的主客观结合效应,真力弥漫,颇耐玩味,越品越有味道。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其特殊的面目、技法和韵律。

一是“生动静止”的形式美。所谓形式美感,就是强调艺术的视觉效应。从一般意义上说,书法的形式美感,主要是通过墨色的浓淡以及布局的疏密对比来呈现,是一种通过线条的腾挪跌宕而产生的动感节律。书法同其他艺术结合,又具有不同于通常书法样式的视觉化追求,这主要缘于图(物)文互现的视象结构,使其增添了一种宏观构成关系的静态秩序感,是一种“生动的静止”。像精美铜器、古典建筑、环境艺术,以意象为主要特征的诗词、器物精品等,配上精妙设计的书法,小中见大,形朴神异,视觉倾向突出,具有特殊的观赏价值。

二是“随行赋意”的个性美。个性是艺术美的精髓。书法同其他艺术相融通的作品,场景感强,是个性化唯美追求与道法自然的活笔活势的有机统一。书法创作者把自家精神气质贯穿其中,又依书法所附着的图(物)激发的灵感进行创作,书写虽然呈现出很多不稳定性,但正是这种不稳定性,产生了很多意外,令人惊喜和着迷。深入揣摩深厚凝重的《郑文公碑》、自然率真的《瘗鹤铭》、高远浑穆的《泰山经石峪》、纵逸飞扬的《石门铭》等书作,我们会有一种深切的感叹:那个时代的先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只是融入环境艺术、石刻艺术,书写、镌刻出一种自然、超俗的山林气、苍茫感。当代书法家鲍贤伦描述了自己写陶的体验,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现实地印证古人创作的这种美感:“写陶给了我鲜活而强烈的感受。当我手扶陶罐把笔涂写于弧圆起伏、粗粝不平的陶面上时,已丢失了往昔书斋挥写的从容优雅,只能变通笔法、随机处理字形,一切服从‘就便’原则。”说是在创作,更像在干活,感觉自己就是古时匠人。如说“不计工拙”那是假的,欲工而不能,反赐得些许匠气拙意。

三是“气象正大”的内质美。书法同其他艺术结合特别是地域文化场所中的书法,如昭告性的牌、颂功性的碑、形制性的匾、标志性的额等,具有文化艺术的品鉴意义、点醒主题的烘托意义、无言之教的象征意义,都是能聚得拢气场、点得亮美景、压得住台面的功夫字。这类书迹,内容大多为《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四书》等典籍和名人诗文中的名句,既庄严又清正、浩气。它的书写平中见奇、朴中见色,主流面貌、气象是方正谨严、博大沉雄,端庄、温润、雍容、敦厚,展示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透出苍茫的“古意”、“古气”、“古趣”。今天我们品赏钟鼎铭文,依然能捕捉到寓于其中的宗教观念和情感象征意义。透过秦官印(篆刻)的方正威仪,会为其显示的突出政治性格而肃穆敬畏。驻足古建筑的匾额前,我们会感悟到一种中华文化“知行合一”“无为、无声”之示范。

四是“正相契合”的韵律美。书法美的基础源于力的平衡与和谐,主要是指微观上书法的节奏和人的心理节奏同步、运笔与思想共鸣、线条与情绪共振的状态。而以其他艺术形式为载体的书法除了这一特质,书写时必须从整体上考量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每一笔、每一字都力求与题写的场合、内容、环境和对象等因素相契合、相表里,成为诠释和凝练主题、情感的点睛之笔,体现一种形质统一的“韵”。因为艺术品有严肃庄重者,有崇礼尚义者,有大气磅礴者,有和合平静者,有典雅浑穆者,有风流多韵者……凡此种种,可谓千姿百态。以此为载体的书法与之相协调、相生发。比较森严的场所,书风温柔敦厚、雍容端庄、平和正大,气息古朴肃穆,体势雍容,衬托出威仪之势。比较闲适的场所,内容比较雅致,书风相应也洒脱。即使是题铭、题款、题签书法等小作品,也是艺术品灵魂的外化,与艺术品精神内涵契合,让观赏者依稀感到意象的相同之处,有时几乎是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比如,庙宇题字,用的是中正雄浑、凝重有力的字风,与主体格调和传达的主旨相匹配。以篆字为元素,表达主题的远古、权威、诚信和文化积淀;端庄、规范的楷行书风格,彰显肃穆、安静和威武;隶书,形态悠闲从容,表现节奏缓慢、舒展的主题;草书尤其是狂草,具有龙飞凤舞和先声夺人之势,装饰性强,效果好。书法家游刃有余地驾驭各种字体的形式,使书写同艺术品所要表达的主体精神、气质相配合,艺术性十足。

历代写经、写碑、写瓷等作品,有的艺术元素含有量高一些,我们称之为艺术品,而更多的是艺术元素含有量低一些,书写者大都名不见经传,历史上也留下他们的痕迹,被称为古拙、自然等美的作品。但无论哪一个类别,都具有书法同其他艺术形式融通的“中和”美,构成一种特殊的审美类型。艺术家熊秉明在论述书法与雕塑的高度融通时说:“北朝造像题记应该和造像一起观察欣赏。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书写者就是刻像者,但题记的镌刻痕迹非常显著,硬化了书写的笔意,造像的峻拔瘦硬风格和书法的斩刻风格完全一致。在雕刻的成就上,北朝造像多数达到了极高峰,但不幸的是文人向来把雕石视为工匠的艺术,于是被忽视了。尽管造像和题记同刻在一块石壁上,他们只看见文字,未看见造像。清代碑派书家把题记发现了,仍然遗忘了雕刻……相反,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专家对北朝石雕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他们则忽视了题记。”

日用理念:书法同其他艺术融通的价值追求

“日用即道”是明代思想家王艮提出的哲学命题,他认为大道就在日常之中。这种日用理念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书法并不单纯是文人的雅事,它在历史演进中同绘画、雕刻、陶瓷等其他艺术一样,都经历了一个从庙堂走进民间的过程,渗透在所有社会生活场景之中。而在生活境遇中,书法与其他艺术联系最为紧密、用途最为广泛。究其原因,书法是线条的“抽象”美,这种美往往隐匿在形态的中间或后面,而由绘画、雕塑、诗歌等配合则更能产生艺术感染力。通俗而又出尘、实用而又唯美的中国书法,在融入其他艺术、融入生活中,也拓展了自身的价值实现空间。

一是这种融合使公共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文化是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人类思想和生活行为的结晶,是精神文明的体现。而书法与其他文化艺术结合,则更充分地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地域特色,反映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形成一种融时空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完美艺术。在古代,无论是皇家建筑还是民间建筑,均重视利用中国书画艺术装点环境,强调"翰墨风雅"传情达意的境界。地域文化是综合性文化艺术场所,对于提升文化品位、彰显地理特色,作用尤其突出。书法作品纳入其中,成为固定的、长久的公共审美对象,具有反复而持续的长效作用。那些名胜古迹上的书法标志,体现了民族个性化气质。作为地域文化要素的书法题记、题诗、题铭、题赋、题联及题字等,体现着文化的传统意蕴。汨罗江畔的“屈原碑林”、成都的“杜甫千诗碑”,以书法石刻艺术为主体,集书法、篆刻、雕塑、园林、碑刻为一体,散发出独有的人文内涵,深刻影响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是这种融合使宣传教化更加打动人心。明代项穆《书法雅言》说:“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诫,不由斯字,何以纪辞?”历代统治者十分看重利用诗书合一、书画合璧、书丹刻石等形式以藻饰礼制,宏协教化;论者谓为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上世纪20年代,洛阳陆续出土了一批大小不等的《熹平石经》残石,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者罗振玉《石交录》云:“近年出土汉刻,于学术关系最巨者,推洛中所出《熹平石经》。”这部石经的价值在于,“它是印刷术尚未发明时代的,经官方审定的儒学经典著作的标准版本,可藉以校正后世传抄讹误”。书法与其他艺术结合极大地强化了宣传教化功用。

三是这种融合使器具装饰更加古香古色。与书法结缘最自然、搭配最合适的是那些常用、耐用、有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且流传后世的器具,如陶瓷、木石和金属玻璃器皿等等。将书法镌雕、铸刻、印染、描绘于诸多日常艺术品之上,被广泛使用在日常生活中,让人心生愉悦,又给使用者的生活带来很多改变,提升了普通人的审美情趣。一些文化含量较高或艺术性较强的书籍图册,用书法题签,烘托出鲜明的个性和分量。鲁迅先生对驾驭书法艺术游刃有余,汲取古代各种字体形式来装帧现代书籍。书法的白纸黑字、抽象线条、中锋用笔,以及它的无限的造型能力和宽阔的韵域,对建筑、器物设计来说,既是简捷元素,又是思维参照。

四是这种融合使娱乐怡情更加品位高雅。造型艺术通常是静态艺术,难以再现事物的运动发展过程。然而中国书法讲究的不仅仅是结果,还有书写的过程。书法与音乐演奏相似,当观看书法家挥毫作书之时,不一定关注他书写的文本,而是注意他酣畅淋漓的动作。书法家写下片纸只字,让观众体验着“心物交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状态,浅吟低唱、沉醉其中,经历瞬间精神修为的仪式,体味不同的韵味,而获得一次不同的审美经验。在一些群聚性娱乐活动中,书法创作者健笔书写、尽成妙趣,增强了文化意味。

余论:当代书法召唤“合”的思维基因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只有差异性的共存才能构成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历史上,文字、书法在其他艺术品和器物上的应用,对书法的演进发展产生了孵化和助推作用。比如商代的金文是最早的古汉字与雕刻造型艺术的结合,开启了中国书法艺术独立发展的道路。魏晋之间,在文学艺术的滋养下,书法出现第一次高峰。元代开始的画上题跋、明清时期融书法篆刻、辞赋诗文、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匾额,使书法得以走进寻常百姓家。当然,书法同其他艺术融通的媒质和方式,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与文化风尚的变化而变化的。当一种题刻、书写载体不再适用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精神需求,就会被其他形式所取代,它的某些要素被新的形式吸收。当它与社会生活又找到新的契合点后,又可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如果说造纸术发明前,书法与青铜艺术、石刻艺术等结合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历史产物,那么纸媒广泛应用以后,书法在其他艺术品、器物上的应用,则是薪火相传的艺术传统。

书法史在近现代以来发生嬗变,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文化的渗透,传统书法赖以生存的文言诗文语境和文化氛围隐退,书写工具的改变进一步使得书法实用性削弱而变为纯粹的艺术,传统书法在自我蜕变的同时,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也表现出一种新型关系。当代生活中,实用意义削弱的书法需要找到合适的生存土壤,特别是文化艺术氛围。没有相谐的文化艺术氛围,孤零零的书法就会显得格格不入。重视书法自身的发展规律及艺术独立性是必要的,但过分强调则容易导致负面效应,阻碍书法创新发展,使书法艺术原具的综合性减弱,书法由此走上一条脱离大众的偏僻小路。

新时代是艺术融合发展的契机。我们应提倡和鼓励书法与各艺术门类彼此借鉴,融通互进。近年来,许多书家摸索书法融入大文艺的路子,有效拓展书法公共文化服务,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比如,军旅书家在为兵服务中,将边塞诗词、部队精神、荣誉称号等创作成雄浑苍劲的诗书画合一作品,跃然于史馆匾额、军史长廊和营区刻石之上,使部队特色文化得以聚焦。

书法融入其他文化艺术,应坚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做到融机制、融平台、融策划、融产品、融理念,既不能简单混合,也不能机械结合,更不能生硬捏合,尤其要搭上新媒体、新技术的快车,坚持“合”的传统思维和“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思维,开拓更多艺术疆域,在文化建设中更好释放书法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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